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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在大浪淘沙中有着怎样的历史命运?

一、中共“一大”的召开

    (一)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十三位代表及两位国际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托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二)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召开。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致辞。

    (三)会议讨论情况。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刘仁静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四)会议被密探发现,王会悟提议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

    (五)7月31日,在南湖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随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了三名中央局成员,并进行了工作分工: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二、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的不同命运。

    (一)坚守信念,喜迎新中国诞生的三人:毛泽东、董必武、李达。           

    (二)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的四人: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谭秋。

    (三)早年病逝的1人:王尽美。

    (四)一度投入敌人营垒,新中国成立之后做过有益工作的2人:包惠僧、刘仁静。

    (五)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2人:陈公博、周佛海。

    (六)在长征途中,反对中央北上决定,另立“中央”,后叛党叛国的1人:张国焘

三、对出席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不同命运的启示

    综上所述,出席中共“一大”代表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 笔者认为,不管以上党的初创者的个人结局如何,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回顾这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来说,可谓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因为他们原本都是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为什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从他们的进退沉浮之中,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坚强的党性,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只有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立志于为国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奋斗,才能自觉地融入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弄潮儿。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为私利所左右,这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在。从13位“一大”代表进退沉浮的实践来看,成功者无一不是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沉沦和消极颓废者又无一不是以牺牲革命利益为一己荣耀而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三)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险和勇于攀登的人。

    (四)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知错必改,有错必纠。从13位“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来看,大凡知错改错,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的,其结果往往都是自食其果,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自己的人生。追寻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愈精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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